[40] 第二种思路是从结果到行为的逆向思路，也就是前述受案范围中否定的实际影响权利义务→行政行为的逻辑。

[20]聂友伦：《论司法解释的权力空间——我国〈立法法〉第104条第1款的法解释学分析》，《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7期，第113页。[40]徐子良：《地方法院在司法改革中的能动性思考——兼论区域司法环境软实力之提升》，《法学》2010年第4期，第153页。

这种央地矛盾主要体现在司法解释场域。[15]吴睿佳、王瑞君：《刑事司法裁判中会议纪要的应用、反思及规范化建议》，载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2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7页。[36]苗炎：《司法解释制度之法理反思与结构优化》，《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2期，第91页。例如，关于醉酒驾驶的入刑标准，从不同地方的释法文件来看，其释法需求似乎有所差异。但应注意，一方面，此时的司法解释资源本质上虽属地方自我供给，形式上却是最高司法机关依法制定的，无违法之虞。

司法解释属有权解释，必须经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特别授权。此外，有限授权模式的适用还能解决现行部分司法解释中确定数额型授权的合法性问题。七五宪法代表了毛泽东时代激进社会主义实践的极致发挥，不可能与中国现代化及全球化的理性要求相符合。

(11) 关于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宪法逻辑，可参见田雷:《差序格局、反定型化与未完全理论化合意：中国宪政模式的一种叙述纲要》，《中外法学》2012 年第 5 期。其三，社会主义，这是新中国宪法的权利原则。秦前红:《合宪性审查的意义、原则及推进》，《比较法研究》2018 年第 2 期。执政党适度回应了法学界的规范化诉求，通过先修宪及完善监察法草案而满足了形式法治的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的主要作用是根据宪法和监察法对所有的国家公职人员之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行为进行监察并作出相应的处理。通常的观察局限于国家法层面，即通过宪法修改与监察立法，创设作为国家机构的监察委，置于人大制度之下，作为与一府两院的平行机构专责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与处理。

和平与发展并非不关注自由和民主，而是认为和平秩序与发展利益是自由和民主制度成长的必要前提基础。十年之后，赵先生继续深挖中国这一概念的政治神学内涵，试图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有神论的信仰格式：中国自身作为一种信仰，以文明漩涡模式形成扩展性的治理秩序。中国宪制体制的历史演变已经大大超出了原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范式、改革自由派的民主转型预期及中国古典的儒法政体模式，而构成一种新宪法秩序，一种对中国古代与近现代史及其制度探索的历史综合。在全世界陷入西方带来的民主民粹化及逆全球化的秩序变动与重组周期里，这一努力的全球治理意义必然更加凸显，也必然更受世界瞩目。

既往的几次机构改革大体是在行政体制范畴内围绕大部制展开，基本取向是简政放权。在此基础上，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并致力于以中国力量团结世界进步力量推进这一主题，则具有一带一路倡议的哲学奠基意义。我们身处这样的秩序大变动时代，中国已深度卷入了新一轮全球化与权力重组的漩涡周期之中，而且已逐步成长为具有强大吸引力及制度塑造能力的负责任大国。（17） 在 1949 年以来的新中国宪法秩序变迁中，结合上述的不变与变，以宪法秩序而不是纯粹的宪法文本为分期依据，我们可以大致将这 70 年的宪法秩序分为三个前后关联、交替演进的阶段。

对这一新宪法秩序的理解与实践，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和平发展的整体前途。此次机构改革方案是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诸多探索与经验的凝练总结，从而真正具有结构性政改的意义。

新中国宪制秩序自 1949 年以来历经多个政治世代及不同领导集体的接力探索与塑造，逐步形成一种中国特色的政治宪法结构（3）及具体宪制体系。2018 年两会之后公布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对这一要害问题作出了清晰的回答：不是党政分离，不是党政合一，而是党政融合。

美苏冷战及美苏在各自势力范围内输出宪法秩序的实验性失败，是一种西方式帝国主义传统在战后全球治理秩序中的失败。而作为改革宪法的八二宪法，则始终面临着两项不可逆的重大宪制任务：其一，在内政秩序上坚定推动党的领导制度化和法治化，建立与国家法律体系相协调的新法权秩序（20）。总之，一带一路包容而非排斥西方，将自由秩序的合理因素内化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的共享价值，彰显一种包容性全球化的哲学与政治取向。监察法源自十八大以来反腐法治的结构性进展。其二，党的领导从宪法序言扩展到总纲，定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成为中国宪法上的国体构成要素，为党政融合的新政改思路提供了宪法基础。其二，西方人亦曾在殖民史与全球化过程中接触、命名甚至重塑一带一路所及地区，但并未取得持续性的文化与制度成就，反而造成了所在区域的秩序混乱与文化冲突。

监察是法治体系的一个环节，不是全部环节，更不是终局性环节。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制秩序 八二宪法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 。

其二，未来主义的治理哲学，即当下宪法秩序的正当性系于对未来理想目标的认知、设定及支撑。监察委员会在法律属性上是国家监察机关，在法理属性上是特殊的国家政治机关，负有依法进行政治性监察及法律调查与处理的制度化职能。

(28) 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参见秦前红等:《国家监察制度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2) 参见《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2020 年 11 月 18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网站，更完整的思想论述参见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

其二，强化党的权力部门对国家职能机关的对口领导与监督，形成一系列工作惯例与制度化经验。其一，实践优先的宪法演化观，即中国宪法是改革纲领，而不完全是权力秩序的规范体系，规范为改革进程及主题服务。其二，中国发展要坚定融入全球化并在全球治理中获取合法性和话语权（21）。而一带一路亦有着高度契合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哲学基础，且正在从理念到制度上逐步展开及走向完备化。

(22) 参见翟志勇:《八二宪法修正案与新的宪政设计》，《战略与管理》2012 年第 3、4 期合编本。通过宪法规定超出国家范畴的世界秩序理想及全球治理目标，在宪法史上并不多见。

因为党政分离的宪制操作思路基本上是沿着以国家中心的法制重构及其功能化分权展开的，其国家理论预设是国家的自主性与法治化。其五，法律委员会改名为宪法与法律委员会，有限回应学界与社会关于合宪性审查（26）的改革呼吁，但限定于人大制度范畴及主要定位于人大对行政立法和地方性立法的纵向科层式监督，而不同于西方违宪审查制度中的政体分权制衡模式。

一个新中国是宪法秩序同一性和连续性的本质标志，表明该共同体关于政治存在的类型与方式的总决断并未出现根本性变迁。其四，2014 年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党内法规体系作为中国法治体系组成部分，探索党规与国法的整合性法权与程序衔接安排。

八二宪法在改革年代基本实现了制度上的均衡发展与宪法价值的内在协调，既保障了改革的有序进行及融入全球化的实质进展，也避免了任何激进改变根本法的政治意图及尝试，确保宪法秩序行稳致远。人类命运共同体入宪与一带一路的宪制展开 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 2018 年宪法修正案，标志着中国宪法在全球治理维度的重新展开，也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路径的全新探索。在政改层面，则有 20世纪 80 年代形成并短暂出现的党政分离路线，作为对毛泽东时代党政合一路线的修正。这些挑战是对一个负责任世界历史民族复兴进程的正当且必然的历史考验，也是其特有的风险、烦恼及荣耀。

其一，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双轨目标入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韬光养晦的内向性改革转向了有所作为的内外协调型改革，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维度被重新激发并纳入制度性轨道。新中国宪法秩序演变至今已近七十年，根本法原则保持基本不变，而具体的宪法律及宪法规范体系则有着较大的变迁。

所谓一带一路的治理哲学，是关于一带一路共同体秩序之权利、义务、责任与治理结构之宪制规划和宪制实践的系统学说。(10) 党在宪法实施中具有重要但缺乏理论澄清的地位，有学者尝试赋予党章以宪法地位来解决这一法理难题，参见强世功:《党章与宪法：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的建构》，《文化纵横》2015 年第 4 期。

其四，立足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世界主义。(33) 立法者在决定草案的说明中已清晰表达立法法未来修改的意向，有关草案说明全文参见《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2019 年 10 月 21 日)，中国人大网。